戚墅堰电厂的前世今生

工业遗产系列之②戚电厂:

????红色基因里,绵延的百年电厂的时光印记

每天早上8点多,55岁的郭金富都会和儿子郭晓暘一起从兆丰花园的家出发,延陵路一直向东往厂区的这段路,总能勾起父子俩的回忆。

“大烟囱”,是戚电厂的标志。其实,这是电厂的冷却塔,用于冷却机组排出的热水。

????? “那时候每次骑着车带儿子从家里过来,小家伙看到两个高高的大水塔,就特别兴奋,喊着‘大烟囱’、‘大烟囱’,其实啊,那是电厂的冷却塔,但在孩子那代人的记忆里,这已经成了戚电厂的标志。”江苏华电戚墅堰发电有限公司,老一辈的人还是更喜欢叫她“戚电厂”。郭金富说,进厂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可一转眼,自己老了,儿子长大了,还成为了一名“戚二代”,这让他对自己奉献了30多年的地方有了更深的依恋。

延陵东路368号,江苏华电戚墅堰发电有限公司,依着滚滚的运河水而生,见证着常州工业、制造业的大突破、大跨越和大发展,见证着城市的沧海桑田,传承着生生不息的文明。还有两年,戚电厂就要迎来百岁华诞。

?两台西门子发电机组,成为“时代标记”

????震华电厂,是戚电厂的前身。1921年2月,杨廷栋及施肇曾等人发起筹办震华制造电气机械总厂,计划制造电气机械兼营电力,由于规划宏大超前,还被当地百姓称为“万物工厂”。

????1927年1月-3月,震华电厂秘密建立中共党支部,王寿生同志任党支部负责人,这是江苏电力系统的第一个党支部。上世纪80年代,戚电厂立起一座王寿生的石雕像,至今仍然保留在厂区,完好无损。

1921年2月,由晚清举人杨廷栋及施肇曾等人发起,在戚墅堰筹办震华制造电气机械总厂(简称“震华电厂”,为戚电厂的前身),拟在中国开办德国西门子公司远东分公司,开中国电气机械制造先河。后因时局动荡,资金招募不足,改为专营电力。经过三年苦心营造,江苏省第一家中外合资的电力企业——震华电厂竣工发电,成为当时全国八大电厂之一。

震华电厂竣工时,全厂的发电设备为两台西门子机组,总容量为6400千瓦,直到2000年后才“卸任”,可以说,它们也是一个时代的标记。

????震华电厂改称戚电厂后,统一常锡地区电力营业,清理债务,实行改组,进行扩建。至1937年6月,全厂已具有4机6炉、6.6千伏及33千伏输电线路各4条的规模,发电总容量达1.71万千瓦,号称“沪宁铁路的动力心脏”。

1925年3月16日《新武进报》震华特刊,介绍震华电厂情况。

????上世纪80年代,戚电厂第一次组织人员编修厂志。1985年,时年21岁、毕业于南京电力学校(现为南京工程学院)的郭金富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分配进厂,成为了运行班组的一名学徒工。

戚电厂历史上一共经历过七次扩建,新世纪初的“西气东输”工程更是让戚电抓住了机遇,开启了长达十五年的“绿色转型之旅”,如今成为装机容量排名全国前三的天然气发电厂。郭金富经历过其中的四次扩建。1988年,两台20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通过大运河从哈尔滨、武汉等地运输到常州,从三山港用吊车卸货装车进厂,作为技术骨干,郭金富参与了两台机组的调试、运行。

工作30多年来,郭金富先后在运行车间、检修车间以及计划营销部工作过。尽管如今已不在生产技术一线,作为经营部室的党支部书记,郭金富回想起自己当年参与热火朝天的生产建设场景,依旧热情满怀。

?红色教育基地,浓缩百年发展历史

戚电厂与党同龄,具有深厚的革命传统,也从来都不乏革命故事和人物,比如南洋公学公派留学归国、怀揣实业报国情怀、敢为人先办企业的第一任厂长杨廷栋,比如常州工人运动先驱、出生入死播撒革命火种、建立江苏电力系统第一个党支部的王寿生。上世纪80年代,戚电厂立起一座王寿生的石雕像,至今仍然保留在厂区,完好无损。

为了留住历史,传承百年工业遗产,2018年,戚电厂建成了以“传承红色、实业报国、现代化求索”为特色的红色教育基地,建筑和展陈设计中将红色元素贯穿始终,在“星星之火”、“风雷激荡”、“高擎铁锤”、“革故鼎新”、“继往开来”等五个展厅中,把戚电近百年的历史通过图片文字以及场景还原、雕塑、油画、声光电等多种形式加以展现。“2011年,是我们建厂90周年,当时,我们在先后编纂的两部厂志的文字基础上,开始对企业文化资源进行梳理及影像、实物资料的收集,通过在1000多名在职及退休职工中发动,征集到了一批非常具有历史价值的资料。”陈一峰1994年进厂,近年来,主要负责企业文化建设工作。2016年,红色展馆启动建设,为此,陈一峰前期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主要就是一个展示陈列脉络的梳理,通过网络、档案馆查阅资料,以及咨询收藏界的朋友,找寻线索。”

????戚电厂与党同龄,具有深厚的革命传统。一代代戚电人的记忆和情怀,全部都留在了这座红色展馆里。陈一峰(左一)和同事们一起走进展馆,回顾历史。

陈一峰说,经过近百年的洗礼,运河畔的老厂房已经拆除原址扩建,当初的西门子机组也已经“退役”,一代人的记忆和情怀,全部都留在了这座红色展馆里。这里有企业早期共产党员、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孙梦雷(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创作的小说、记载戚电职工解放初期反轰炸斗争的《苏南日报》、二十年代发电机机组铭牌、1933年“抵制日货”的石凳、七十年代自行设计制造发电机的机床等,这些老物件是时代的亲历者,看到这些老物件,人们的思绪就会被带回到那段风雷激荡的岁月。

“红色基因”是戚电精神,更是内生动力

郭金富还记得刚进厂时,门前的延陵东路还是一条石子路,当时厂区环境也没这么好,他就住在厂区的宿舍里。后来结婚了,儿子常被他带来,厂区里满满都是父子俩的回忆。“小孩子就觉得很神奇,这里像一个魔法盒子,怎么电就能发出来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戚电厂全景。

????其实,让戚电人念念不忘的,不仅仅是这座百年老厂的一砖一瓦,代代传承的戚电精神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红色基因”是这家百年电企的内生动力——上世纪50年代,戚电厂从社会上招募了18名知识青年,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各个领域的佼佼者,被誉为“戚电十八罗汉”,名动苏南。2000年后,为了成为国内第一批燃机项目的“先行者”,戚电又一批年轻人被推上驾驭美国GE、日本三菱、德国西门子等洋设备的“前线”。2009年初,常州市、华电集团首个以劳模名字冠名的工作室——“徐健创新工作室”在戚电成立,旨在突破国外燃机技术封锁,发挥劳模先进、工匠大师的引领作用,组织技术攻关。如今,工作室通过复制模式,已发展成为专业化、多领域的职工创新工作室集群,并大都有全国技术能手、全国电业技术能手等大师工匠领衔。

????如今,戚电厂已是一座清洁美丽的天然气发电厂,总装机容量达217万千瓦,位列全国前三,这颗跳动在沪宁线上近百年的“动力心脏”,依然强劲有力。

风雨洗礼近百年,戚电这颗跳动在沪宁线上近百年的“动力心脏”,仍然强劲有力。

文字 常报全媒记者 童华岗 吴燕翎 通讯员?倪侜谷

图片 常报视觉设计中心记者 夏晨希

来源:常州晚报

在芳渚,有个暑假

我是个很怕开学的人,因为漫长的假期,我最不想做的就是暑假作业。无论放假时许下多么庄重的承诺–先把暑假作业做完。我总是在两个星期过后,将当初的誓言忘记的一干二净。在暑假,在芳渚,我到底干啥去了?

早晨九十点钟醒来,楼下是亲娘(奶奶)洪亮的嗓门:还不下来吃饭啊?通常一遍不容易把我喊下来,两到三遍是基本催促次数。而这个时候,我基本是被精彩的电视节目所吸引,暑假通常就那几部老生常谈的电视剧-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下午有我最喜欢的“成长的烦恼”与“灌篮高手”。现在想来,我暑假的大部分事件就是和电视机一起过的。有阵子暑假,迷上游戏机,中午吃完午饭,就把小霸王学习机连上我家电视,和我妹妹或者小学同学,或者邻居小伙伴一起玩超级玛丽,三眼神童,或者魂斗罗。我水平很菜,但是我乐此不疲。玩游戏时间会过的很快,一眨眼功夫一个下午的时间就过去了,通常我在太阳正毒辣的时候,去奶奶屋里吃饭,听着奶奶始终如一的絮叨,说她比太奶奶好,太奶奶有好吃的都藏起来,她有什么吃的都会给我们。奶奶确实是这样的人,在大人眼里是个厉害角色,在我们小辈眼里,她就是个有点聪明,有点童趣,对我们充满爱的奶奶。

等我再次从家中钻出的时候,太阳已经靠近西山,四五点钟的时候,妈妈也回来了,在这个时候我就短暂休息一下了,要是再看电视,非得被妈妈骂死。妈妈在厨房忙碌,我就在屋外溜达,看看奶奶在忙活啥,看看姑父在忙活啥,去哥哥家看看,他回来了吗,他今天去干啥了。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怎么没有把我叫上。一晃眼,晚饭就好了,不管有没有胃口,总能把那碗饭吃下,夏天通常会在楼下阳台摆个小桌子,吃饭,这个时候大小姑父,姑姑,奶奶都会来串门,看看我们吃点啥,夹几筷菜尝尝,让我尝尝他们家的菜。

吃完晚饭收拾完毕,小桌子就是我和大姑父的战场,我们会先下一盘象棋,然后再下一盘军旗。在我和他的回合中,我胜利的次数一只手应该可以数的清楚。大姑父做什么事情都异常认真,为了好好下棋,还专门把象棋棋盘裱在相框里,那样每次下棋都不要铺棋盘了,非常好用。我有的时候对下棋非常感兴趣,有的时候又不感兴趣,但是只要他来,我总会陪他下两局,我下棋的水平至今没有见涨可以说是一辈子的遗憾了。

晚上七点左右,夜色渐浓,晚风乍起。左邻右舍会搬个小板凳在我们家一排西边弄堂里乘风凉,如果风比较大的话,他们会坐到老晚,我有的时候会去他们那边唠唠,爸爸通常在这个时候“失踪”,不知道他流窜到村里哪户人家那里,可以是在老和尚庙里坐会,可能在其他人家吧,反正我不得而知,村子是他土生土长的地方。

妈妈这个时候,已经洗好澡躲进蚊帐,这个时段有她最喜欢的电视剧,她看一会就会睡觉,每天都有忙碌的工作等着她。我们全家睡在一张大床上,蚊帐中微风扇要“卖力”吹上一晚上,有的时候还是抵挡不住夏季的炎热,我记忆中有那么一次,全家在一楼打地铺,妈妈晚上热的实在睡不着了,说,能不能把冰箱开了,吹点冷气出来,哈哈。

转眼,还有两天就要开学了,我发现,我的暑假作业还没有做完。我变成另外一个人,每日每夜开始做作业,这是一段非常痛苦的日子。没办法,这是我做的孽,咬着牙也要挺过去。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日子,赶紧开学吧。

芳渚的中元夜

童年,会对大人做的事情格外感兴趣。在“七月半”那段时间,会有一天傍晚,奶奶领着我和妹妹,给几个亲戚家门口点上香,这个香和平时祭祀时候的香不一样。香的下边是一节小木棒,我和妹妹每个人手里拿了一大把,点的时候还有点呛人。我和妹妹把这把香分成一小股一小股,插在他们门口的煤球孔里边,就算好了。夜色逐渐深沉,在晚风中,这些香会在风中一闪一闪,蛮好看的。

然后,奶奶还会领着我们到进村的路口,还有我们周围邻居的房前屋后烧一点纸钱。这个纸钱跟“七月半”祭祖的“元宝”不一样,是用黄纸做成圆筒的形状。夜晚,闪烁的火光我一点都不害怕。我想这个活动就是给那些孤魂野鬼照亮回家的路。

奶奶一直都是一个殷诚的祭祀者,而我和妹妹把这当成一种娱乐活动,用来打发无聊的夜晚。那时暑假,晚上也就每晚六点准时见面的动画片,生活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没有太多乐趣。我有大把的时间看着天空,在村子里乱逛,吃晚饭的时候还要出去“行饭碗”,看看姑姑家有点啥好吃的,看看哥哥在忙啥。寻找草丛里的萤火虫,看着月光洒在床上,听着月夜下的虫鸣。我一点都没把这些当成幸福的事情。

村中祭祀-戚墅堰芳渚村的中元节

对于祖先与神明,奶奶比我们一家子都来的敬畏。每年“七月半”家里的祭祀活动都是在她主持下展开的。我作为看客与后辈,只是在她和爸爸的指挥下,按照规矩磕头就行了。在我印象中,每年“七月半”前,她就开始织元宝,我和妹妹正好也是在暑假,所以也会帮着织元宝。

有黄纸元宝也有锡纸元宝,黄纸元宝制作难度较细致的容易一点,锡纸元宝包的不好的话很容易散架。按照奶奶的话说,金元宝银元宝都要,送到在阴间的老祖宗那边,让他们有钱花,保佑我们全家人都健康太平。她在织元宝的过程中总是念念有词,我并没有细究她到底在念叨什么东西。上午,下午,晚上,枯燥的工作陪伴她一天又一天,可能在她心里并不是这么认为的。在她屋子昏暗的灯光下,我经常能看到她到很晚才睡。一个人在屋里忙碌,透过窗户看到的是映在墙上的身影。

祭祖当天,父亲和奶奶通常会很早就起床,去戚大街菜场买豆制品,还有扁鱼,红烧肉,豆腐选的是最好的盐卤豆腐,口感非常好,都挑的是最好的五花肉。从菜场回来,我妈妈有空的话,会是我妈妈做菜。主要菜色为豆渣饼,白烧百叶,红烧肉,红烧扁鱼,还有红烧肉等等。

爸爸开始在前屋忙碌,把家里的八仙桌收拾干净,放到房间正当中,再把板凳放好,然后逐样把妈妈烧好的菜工整拜访上桌。给各位祖先摆好碗筷和酒杯。这个过程中一再警告我们小孩子不要触碰板凳。我从小就记住这个规矩,并格外小心。

此过程中,要把门始终开着,桌上的香烛已经燃起,爸爸准备一个火盆,奶奶织好的元宝会在火盆中燃起,口中铮铮有词,意思是告诉祖先们今天是七月半,邀请各位祖先来家中“吃饭”,拿“元宝”,保佑我们全家身体健康,太太平平。

接下来火盆会移到八仙桌前,我们全家会挨个在火盆前的蒲团上跪拜祈祷。轮到我的时候,我通常会磕三个头,心里主要默念的就是保佑爸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然后就是保佑我考试能考好,这是我心中最美好的三个愿望。

等待桌上香烛燃烧的过程,爸爸会不断在火盆中添加“元宝”,整个祭祀活动就算接近尾声了。爸爸和奶奶一样对于这个活动格外郑重,每年都把这件事情当成非常重要的事情来做,我妈妈也是。只有做完了,仿佛在他们心中放下了一件一直惦记的事情。

我有的时候会想,要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魂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对于生人,我们惦记的故人是真实存在的灵魂,无论他们是否生活在这个世界。

我现在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每天占据我最多的时间是工作,每年祭祀的日子对我来说,就是吃顿饭的事情,没有之前殷诚的态度,心里总是觉得少了什么。

关于戚墅堰火车站的记忆

很多年前,为什么戚墅堰这个小地方会有一个火车站的疑问,还是我哥给我科普的,戚墅堰从地理位置来说,恰好是南京与上海的中点。但是,仅仅这一个理由我总觉得不够充分,我总是觉得还有其他原因。事情已经过去很久,我也不再深究。印象中,戚墅堰这个小站旅客总不是特别多,真正觉得便利的,也许就是住在戚墅堰周边,需要经常往返沪宁线一带的百姓吧。

因为有了这座火车站,自然而然把戚墅堰分割成站南、站北。数条铁轨平行贯穿,变成无法逾越的界限。生活在火车站附近的我,平时往返学校,最长经过的区域就是站北了。不同于火车站南边零散的旅游,站北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装卸各种货物的货场。每当放学回家的时候,骑行在站北最靠近铁路的这段小路上时,总能看到运输煤炭的货车忙碌的从货场装卸煤炭。往返在小路上,这条小路也因为煤炭变得灰蒙蒙的,尤其是下雨的时候,变得泥泞,脏乱不堪。平时父母最长唠叨的话,就是骑自行车千万远离货车,千万千万不能翻铁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翻越铁路就是在站北某个不知名的栅栏破口处翻越的,当时是好奇,事后很害怕。

那时候的自己,每天上学放学,从来没有因为这样脏乱的环境而感到不适。从小就生活在这片土地,早就习惯这样的环境。眼前的一切都变得理所当然。我甚至还能记起,秋天,每天上学,在站北那条小路,能看见鸽子在空中盘旋画圈,一圈一圈又一圈。

我熟悉货运火车碾压钢轨时,充满节奏感的“哐叮”声。熟悉火车从远处呼啸而来的轰鸣。围绕火车的所有,在我生活中好像都变得司空见惯。

自从大学开始,就很少会走站北这条路。多年以后回家,发现这片区域已经被城际戚墅堰站取代,往日繁忙的场景不再,依旧稀疏的旅客让这片区域变得更加冷清。故乡,变成不再熟悉的样子。

那时雨季-戚墅堰

五月二十六日,常州进入雨季。

天空阴沉,一场蓄谋已久的降雨随时准备倾盆而下。湿漉漉的日子,困住人的手脚,却给我时间,让我思考。

我喜欢雨天,从小就是。在芳渚,每当下雨,但凡不上学,我都会穿上雨靴,打把伞冲进雨里。遇到水塘,会故意走进去,猛踩几下,溅起水花。遇到人家屋檐下泻下的水柱,我也故意走进去,撑起伞,听水柱打在伞上的声音。要是晚上下雨,我会认真倾听雨滴打在屋瓦上的滴答声,然后沉沉睡去,那样的晚上,我睡得肯定非常香。

以上说的雨,基本都是小到中雨。真要碰上倾盆大雨,那肯定乖乖躲在家里了。那个时候,我的二伯肯定也在家里,屋子里亮起一盏昏黄的白炽灯。他呆呆的看着屋外,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可能不能再去偷别人的花了。奶奶也待在她的老屋里,拾掇着厨房里的零零碎碎。灶台上用抹布反复擦拭好多遍,折折纸钱,或者偶尔会有村子里的老婆婆来窜个门。屋外雨还在下,屋子里只有她们两个在聊天,仿佛这个世界上只有她们两个人在聊天一样。

雨让平时忙碌的人停了下来,我就有机会和他们待在一起一段时间,我最喜欢妈妈正好周末的时候下雨,这样妈妈就可以少做很多事情,可以好好的陪陪我。听她念叨念叨一些事情,听她聊聊家长里短,或者和她看一下午的电视,那也是很幸福的事情。

很难通过文字描述村子里下雨的状态,那个时候,热闹的房前屋后都会安静下来,乡亲们都躲进自己屋里,村子里好像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无人的世界,只有我走在路上,听着雨声滴答。

夏天的雨来的总是没有征兆,倾盆而下的那一刻总让你躲闪不及。只是大热的天气没有那么多顾虑,湿了就湿了吧。人生中有那么一次大雨,让我印象深刻。那是小学六年级期末考试完,回学校领取成绩报告单那一天吧,日子有点模糊。只记得这是我在小学阶段的最后一个暑假,过完这个暑假,我就要去铁中念初中了。领完报告单,班主任做最后的告别,我们就解散了。

心里一点不舍的感觉就没有,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平静。还是兴匆匆的骑上自己的小自行车赶紧回家,享受自己没有暑假作业的漫长暑假。正当下午吃过饭,大人不是上班就是在睡午觉,我骑车路过九区长长的梧桐树林荫道,路过站北新村那些破败慵懒的沿街小铺,天空瞬间就下起大雨,那真是瓢泼大雨,骑在雨里你都睁不开眼睛,眼前一片朦胧。但是雨大归大,天空却没有打响雷。那就不怕了,我没有找个地方避雨,我行我素冲进雨里,雨越大我骑行速度越快,我想和这个天气比下高低,奋力的骑行伴随我的怒吼,雨啊,你能再下的大一点吗?

当骑行到站北新村最南边,左拐就要进煤屎滩的时候,这瓢泼大雨就像它来的那样毫无生意的停止了,一点雨丝都没有留下。地面的水渍还没有干,热浪将地面烘烤出一团水汽。骑行在水里的我,仿佛也耗尽了力气,减低骑速,慢慢回家。我擦干眼前的水渍,顺便看到了眼前一片天空,居然看见了彩虹。我确定,那真的是彩虹。我人生中,为数不多的几次彩虹,这次就算一次了。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正经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但再怎么美好我也无法一直拥有,只能多看几眼天空。

铁饭碗

小时候,常听爸妈嘴里说,戚机厂是“铁饭碗”。为啥说它是“铁饭碗”,为啥不是“金饭碗”、“银饭碗”。归根到底,是因为这份工作不像公务员那样“光鲜亮丽”,也没有银行工作那么收入丰厚。但是要你任劳任怨,踏实肯干。这份工作足够你维持生计,不管社会飘摇动荡,风雨沧桑,你总能安稳过活。

确实,“戚机厂”这家百年老厂,历经时代变迁,从日伪占领到国民政府经营,再到后来祖国解放。不管是哪个朝代,在这里工作的工人阶级都能成为时代的生力军,先锋队。作为时代的“宠儿”,这家企业为万把员工提供庇护。戚墅堰这个地方,也因为“戚机厂”而发展的越发兴旺。在爸妈以及爷爷奶奶这被辈眼里,“戚机厂”就像是世界上唯一响亮的企业,能在这里工作,这辈子已经没有其他奋斗的目标了。我爷爷在戚机厂,我舅公也在戚机厂,我爸,我舅都在戚机厂。小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要是我爸妈都是戚机厂的那该多好,真要这样,每年暑假的饮料,我就可以吃双份的了。

跟父母的想法一样,我从小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的,甚至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甚至对自己的未来没有太多的规划,连大学专业都是选择机械系,等毕业后,就进戚机厂,子承父业,就此终老。

但是事情并不像我们一直以为的那样,任何事物都有都有起承转合,盛开凋敝。经历几十年的辉煌发展,戚机厂犹如走过壮年的老者,范出腐朽之气。这个“铁饭碗”慢慢开始生锈,滴漏。已经不能养活在这谋生的人们。作为一个自幼生活在戚墅堰的孩子,见证“戚机厂”的发展,不由惋惜,但也无奈。人有生老病死,工厂当然也有繁荣衰败。

这是常州“东大门”戚墅堰的十个大姓族谱,有你们家吗?

戚墅堰原是江南大运河畔的一颗明珠。运河自西向东,穿镇而过,因此镇分南北,运河北称上塘,也叫“街上”,是主要的商业中心;运河南称下塘。有一条通长江的河,自北向南在镇东与运河交汇,那河叫三山港,交汇处有一石桥叫万安桥,以通上塘东西。下塘有一条通太湖的河,自南向北而来,与运河交汇,叫梅港河,交汇处也有一石桥,叫兴隆桥,所以下塘分河东、河西。镇东运河上一座惠济桥连接运河两岸。三座桥把戚墅堰镇联通起来,因此戚墅堰镇通江达湖,在江南水乡也算是得天独厚的了。

戚墅堰的民居依河而建,沿三山港的有芳渚里、桥潭里;上塘沿运河,有东街、中街、西街;下塘河东有沿塘村、河东街;河西沿梅港河的有贺家塘,沿运河的有河西街,圩墩村。这就是老戚墅堰的基本格局和范围。

世居在戚墅堰的族群已有十几、二十几代人,少的也有五代以上的。屈指可数的宗族在运河北的有:章、蒋、刘、谢、张;下塘有李、贺、朱、潘、吴等,覆盖了老戚墅堰的大部分居民。戚墅堰十个大姓,都有本族的族谱,除了在民间,还在各地图书馆找出来不少。一起来看看有哪些:

一、蒋氏

据2006年方志出版社出版的《戚墅堰区志》载:“宋淳佑二年(1242)蒋光周从无锡胡埭入赘常州戚氏,是为蒋氏始迁祖。后戚、蒋、刘、谢成为戚墅堰地方的四大姓氏”。从看到的蒋氏宗谱看,基本是符合的,只是戚氏并非戚墅堰的四大姓氏。戚墅堰可以肯定与戚氏有关,至于何以没有传存为大族,需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下文提及的“毗陵元季遭乱,居民稀少”,以致需要“移民,以实户口”与此不无关联。

一梅堂《蒋氏宗谱》 民国十七年(1928)重修,十卷,卷首七卷。始迁祖光周,系重珍公长子,字达先,号半罗山人,荫补太庙斋郎,于宋淳祐二年(1242)由无锡胡埭迁晋陵戚墅堰,即为戚里始迁祖。光周生宋宁宗嘉定十年丁丑(1217),卒元至元二十三年丙戍(1286),享寿七十。配戚墅堰戚国荣之女。蒋重珍,字良贵,号一梅,宋嘉定癸未(1223)状元。何以状元公子要入赘戚墅堰戚姓?无锡一梅堂《蒋氏宗谱》记载是因“有元御世,隐居不仕”,“戚公无子,遂受其业而居焉”。

至蒋光周九世有八人,其后子孙繁衍,遂分为八房。长房、三房、四、五房分别迁剑湖小漕村、河区、马杭上蒋、下蒋村、钱桥、塘门。留戚墅堰的是二房、六、七、八房,集中居住在桥潭里、中街牌楼弄。蒋氏祠堂在戚墅堰后街中部,祠堂为戚墅堰区医院前身戚墅堰联合诊所于1951年5月成立时所用,有平房6间,150平方米,后在医院扩建时拆除。

二、谢氏

宝树堂《毗陵谢氏宗谱》 民国三十八年(1949)岁次己丑续修二十二卷。按谱载,谢廙为迁常一世祖,名达文,字彦成 原籍河南开封府,宋建炎初随宋高宗南渡,官武进县尉,卜居郡城西北三十里安善乡,地名谢庄(今罗墅)。四世德诚,宋季兵兴挈家迁居郡城东北三十里,地名横山丰北里。德诚、德安公徙居那庄(在今横山桥)。

八世祖念皋由那庄迁居于戚墅堰西镇,为戚墅堰始迁祖。念皋公为富七公子,名珉,号思斋,元至正甲申年(1344)生,子四:长伯仁、次伯义、三伯智、四伯信。除长子伯仁因商居徐州外,其余三子在戚墅堰,以耕读传家,其后子孙繁衍。按念皋公生年推算,其徙居戚墅堰当在其成年,约在明洪武初1375年左右。祠堂为解放初戚墅堰区政府所用。

三、李氏

世德堂《李氏宗谱》 民国岁次己巳(1929)重修,六卷。谱称戚墅堰下塘河东李氏为南宋名臣李纲后裔。先祖李忠定,南宋名臣李纲为三世祖。李刚长子仪之,仪之长子震,震长子木,木子煒,炜子壎,勳子锦,锦子泳,泳子炯,炯子燧,燧次子燔,燔子址,址三子旺六,旺六三子道三。

十六世道三公于明洪武初,爱戚墅堰下塘之胜,遂由无锡卜筑于此,为下塘始迁祖。洪武初当在1380年左右。谱载至三十四世,下塘为十九世。下塘有四分:东分、中分、西分、西西分;外迁有水车头分、上田舍分。原祠堂在河东西南。

四、刘氏

贻远堂《毗陵戚墅堰大宗祠增修刘氏宗谱》光绪二十六年(1900)增修,十六卷十四册(后在民国期间有续修,未找到续修谱)。有记云:考其所由来,始迁祖为苏产,原籍闽省,系屏山先生之的派,游学卜居于此者也。刘公讳闻,字令誉,性怀高洁,不趋势利。深爱斯镇占江南名胜。若谓后世子孙:“居此必昌”。于有明时乃来此建屋数楹,择里而处,且耕且读,家道渐兴。阅若干世即为戚墅堰之望族。今之联络布散由此而复徙他方者,近则有若芳渚溪筱园里,郡城之大街铁市巷;远则有若苏省之望亭镇、宜邑之新渎桥。相去数百里间,支分派别,声势互通。皆系戚墅堰闻公之后裔也。己亥春刘氏增修谱牒告成,公之十五世孙瑛经理斯役,伊子瀛洲曾游学吾门,来丐余为公传。余固辞,其请益力,因与坐谈公之涯略。如此且识瀛洲熏陶于公之遗范也深矣。余生也晚,不亲灸先生而见其为人,故公之言行不详第述。公之迁乔以记之,俾后知戚墅堰之有刘氏也,自闻公始。

刘氏迁戚时间,此记说一世祖闻公“于有明时乃来此”;而进士徐颋撰序时说:“先世自开封迁江宁,自江宁迁苏州,代有闻人。明中叶有讳闻者,始由苏迁常州之戚墅。”以徐序较具体,取明弘治年间,即1500年左右。

其后,有迁芳渚、沈家塘、望亭、西瀛里、前郑村、石家桥、下塘、小王村者。

刘氏祠堂在戚墅堰小学东(原是一片稻田,曾经为戚墅堰区医院所用,后为戚农社收回,已拆)。

五、贺氏

诒安堂《江村贺氏宗谱》1923年五修,十八卷、十八册。近年已续修。一世祖惟善,宋嘉定三年进士,为晋陵令,遂占籍城南之江村焉。五世圣一徙居丹阳兰陵镇、圣二徙居丹徒见璧村、圣三徙居奔牛镇、圣四世籍江村。

自惟善公占籍武进江村以来迄今六百余载矣。十一世子明公为明道书院山长,挺生七子:昂、熙、彝、杰、伦、斌、洪,皆俊髦也。杰字彦英,生三子,长廷祥仍籍故居;次廷禨,子时广徙在礼嘉桥;季子廷禛,子时康徙于戚墅堰之下塘,伦早世。时康(十四世) 徙居戚墅堰,生卒俱失,子二:淄、沔。淄生于嘉靖十三年(1534)。据此推算:时康当生于1510年左右。迁徙戚墅堰约在1540年左右(明嘉靖中期)。祠堂在贺家塘北,部分尚存。

六、朱氏

厚德堂《围墩朱氏宗谱》。戚墅堰圩墩(谱作围墩)朱氏宗谱至清光绪戊子(1888)为八修,六卷六册。谱称始迁祖为济公子梓,字富八,号怀山,“冠带徽籍,苏州人,始迁围墩,是为围墩始祖”。八修谱序称围墩“朱氏自富八怀山公始迁围墩里,子姓殷繁,明季清初已成巨族,迄今三百余年,谱凡八修。”据此推算,当为明嘉靖年间(1522~1566)之后期,大约在1560年左右。至五世分四房。二房有迁高田村;三房有迁包巷里、社塘桥、孙塘桥、铁匠村、居家村、宜兴、黄村、戚墅堰、冯家村、塘桥;四房有迁朱家头、陆区桥、曹墩、杨庄头、西曹村、察亭桥、朱村、坂上、岐舍桥、戴溪桥者。

朱氏宗祠在村上,已拆。

七.章氏

《全城章氏宗谱》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续修,六十卷。一世祖嵩实,讳诚甫,字道达,元南京都督府都事。先世居闽,宋嘉定二年(1209)良能公自闽徙居安徽凤阳府定远县太平乡,六传而至嵩实公。公学识通明,才猷炼达,丰神颖异,为一乡闻人。元顺帝征为都督府都事,解组后偕季弟嵩仁公自凤阳至毗陵,乃占籍城东三十里安尚乡白塔塘桥居之。嵩仁公卜居丁堰,后次弟谦甫公访兄而至,遂卜居城西厚余,是为常郡三大分。七世灌,又名渝,配氏阙,自塘桥徙居圩(虞)桥,子四,长子廷樨,自虞桥迁居芳渚,是为芳渚分始祖。其曾孙生于明天启四年(1624),推算廷樨当生于1550年左右,即明嘉靖中后期,迁芳渚应在万历初1580年左右。“郡东二十里曰芳渚,章氏居焉。章,望族也,以科名文学显者不乏人,而不竟荣利陶然自乐者群”。章氏祠堂在塘桥,芳渚有分祠堂。

八、张氏

二铭堂《张氏宗谱》十修于民国十八年(1929),2009年十一修,三分戚墅堰支未参与。明洪武初,北宋理学家张载第九世孙守章公自陕西凤翔(今宝鸡眉县)奉诏,携子显一、显二、显三徙常州郡东,卜居方茂山城湾(今属新安),兄弟三人为张氏三分支分祖。第六世显三公三分支敦恕公,讳艺行“以其地僻,乃遵水而南,至戚墅镇,遂卜居焉。”其后且耕且读,家业渐隆,遂为戚墅堰望族。艺行子爱山生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爱山“稍长,随父迁戚墅镇”,故戚墅堰张氏迁戚时间应在万历八年(1580)前后。第十世、十三世、十四世有迁芳渚者,为其一分支。张氏宗祠在普济弄16号,现为民居。

九、吴氏

延祉堂《邑塘吴氏宗谱》民国二十五年丙子(1936)重修,一部十二卷十二本,2010年续修一部十二卷八本。戚墅堰下塘河西兴隆桥吴氏是其一分支。十六世继和公和继贤公于清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自严庄桥高田上迁至戚墅堰下塘兴隆桥,迄今(2017)三百三十年,宗祠在剑湖邑塘,五八年大跃进时部分拆掉,建沿江高速路时全拆,现也不复存在矣。

十、潘氏

益贞堂《毗陵潘氏宗谱》十二卷十二册 民国十六年(1927)七修,2012年八修,十二卷十二册。戚墅堰下塘河西潘氏是潞城镇后潘村潘氏益贞堂的一支,于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迁戚。分迁祖潘大辂,号天衢,为益贞堂十八世潘观成次子,寿登九十有四。清“高宗纯皇帝圣驾南巡三遇覃恩。钦赐银牌粟帛。”迄今(2017)三百另五年,繁衍十二世。宗祠在后潘,改建小学后已拆。

戚机厂旧址:抗战烽烟的时代见证

老三楼

 

总成车间

武进区延陵东路358号,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即戚机厂)高大的围墙内,矗立着一幢3层高小洋房,戚机厂人称它“老三楼”,又叫民国办公楼,是1941年时由日寇所建,它与总成车间、联合剪冲机和道钉锻造机等老机器设备一起,合称为“戚机厂旧址”,见证了武进抗战时期的一段历史。

据新出版的中吴舆地丛书《遗址遗迹》记载,民国办公楼,位于现厂区东南侧,1941 年日军所建,建成后日本的历任场长均在此楼办公,解放后称“老三楼”。建筑面积611.5 平方米,钢混结构,红砖砌筑墙体,平面近似曲尺形,东南侧入口设计为扇形。主体为二层,东南侧三层,二层檐口为三层菱角檐。东、南两侧二层、三层窗口下方均设有若干自内向外呈放射状的方形射击孔洞,用以加强戒备。戚机厂旧址保存有多部老机器设备。联合剪冲机,1906 年英国制造,4.5 米,宽1.4 米,高3.8 米,表面现喷饰蓝色,侧面中部铸有4 行阳文“RUSHWORTH &Co MAKERS/SOWERBY BRIDGE/S N R/No 429/1906”字样。道钉锻造机,1929 年英国制造,长2 米,宽3.45 米,高1.53 米。2008 年2 月26 日,戚机厂民国建筑群由常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 年12 月19 日,戚机厂旧址由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戚机厂厂史资料收集研究者曹建明告诉记者,解放后虽几经修缮,“老三楼”楼身上的多个机枪孔仍被保留,这是抗战时期日本人为防备戚机厂工人暴动和加强自身防卫而设。历任日本籍的厂长都在这座楼里办公,这幢楼是日本侵略武进的真实写照。

戚机厂厂址从原来的上海吴淞搬到武进戚墅堰,是因为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日军侵占吴淞机厂,将其作为司令部办事处驻地,厂房设备遭破坏,生产瘫痪。日军撤离后,工厂经整修重建,恢复生产。1936 年,国民政府鉴于吴淞机厂所处位置环境险恶,决定搬迁。在备选的萧山、闸口、衢县、戚墅堰等4 个地点中,戚墅堰地处京(宁)沪铁路中段,水陆交通便利,地带开阔,发展余地,且有戚墅堰发电厂供电,成为新厂的理想位置。1936 年10 月,工厂开始搬迁,建造厂房。1937 年1 月,戚墅堰临时机厂开始修理机车,2 月1 日,更名为戚墅堰机厂,简称“戚机厂”。

曹建明不无遗憾地说:“从搬迁到再一次落于日寇手中,仅仅过了一年。1937年11 月27 日,日军占领戚机厂和戚墅堰发电厂,12 月15 日,日军铁道派遣团进驻工厂,工厂更名‘武进工场’,1938 年12 月,又更名为‘常州工场’。”

根据《戚机厂工人斗争史》记载,1940年5月,中共澄武锡工作委员会为开辟常州城区的抗日工作,派党员戚拯和朱腾以戚机厂为重点,秘密组织青年工人进行抗日活动。动员戚机厂工人加入“武进青年抗日救国团”,戚机厂成为中共发展“青抗团”的重点。

曹建明说,从1940年5月到当年年底,戚机厂“青抗团”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活动,团员利用各种机会,把抗日标语、传单带进工场,秘密张贴、散发;为耗损日伪物资、延误生产,团员有意烧坏马达,搞坏吊车,铣床。团员黄盘林在范银生的配合下,从工场守卫室后窗偷出一支步枪,交给了青抗团领导人戚拯。

“青抗团”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41年1月上旬,由于混入“青抗团”的坏分子告密,青抗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而被迫停止活动,该团常州联络站负责人杨志年遭敌杀害,部分团员被判处徒刑。

《戚机厂工人斗争史》对之后戚机厂工人的抗日斗争仍有详细记载,曹建明表示:“虽然青抗团停止了活动,但到了1943年10月,在党的领导下,以原青抗团骨干为主,成员最多时有30余人的兄弟会成立,他们在工场内外秘密散发传单,侦察敌人兵力调动情况,抓紧时机搜集敌伪枪支弹药,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记者 张军

编辑 晋

戚墅堰发展史

第三章戚墅堰发展史

一、商业之兴起

宋朝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从早期《清明上河图》看出宋朝商业之兴旺、繁华。元至统年间(1340年)至正年(1341-1368年)朱德润(字泽民)开设三山记漆铺,戚墅堰兴漆市、商业始起后逐形成集镇。

戚墅堰由于南通宋剑湖、太湖,北通三山港、长江,商业从南到北到元朝时已集中在芳渚街,当时运输以木船为主,需要大量的油漆,所以商业又以卖油漆为主,也由于戚墅堰水系四通八达,到明清时,商业已十分繁荣,逐步发展到古运河南北二岸的水道边,更由于宋朝对河堤的整治,使戚地成为旱涝保收的万顷良田,逐然形成了江南的鱼米之乡。

据记载,当时有七种优质大米,又由于地理条件之优越,城乡经济的活跃,加速了商业的发展,古镇在乾隆时已是“万商云集百业俱兴”人称“小无锡”。清《昆陵蒋氏宗谱》记载,从乾、道、咸丰年,有大富大商之人来戚地,有投机钻营的,有高利盘剥的,有雄厚资金的,还有专门造银元的。道光元年,又通了惠济桥,结束了自古运河只有小木桥走人挑货,南北架通后,芳渚街更是繁华,后又发展到三家村、万安桥边,南面下塘又开设了油坊,碾米坊及少数商铺。1860年太平军攻克常州,后同治1864年李鸿章带兵五万加上洋枪队前来镇压,首领列王萧天佑就义,古镇芳渚,运河人家全毁,史料记“芳渚街瓦砾堆山”,人口锐减二分之一。大乱平息,商业恢复,主街道以运河北为主,向西延伸。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沪宁铁路建成,民国武青公路通车,加上运河交通,最旺时商铺400多家,个体400户,每12人就有一摊店经营,是为“城东之首”,更是全国“四大集镇”之一,名副其实的“小无锡”。镇人刘福同捐款二百元整修东街下岸河滩,建时又造房于下岸,这样上下岸店面对面,集市时南北货、食油、火油、锅席、桐油和迷信品,棉布,绸缎、百货、碗盏铜锡器、山地货、国药店、京广洋货、五洋杂货、典当衣庄、菜饭点心茶楼酒肆,浴室旅馆、理发缝纫、鞋作、竹木、铁匠店铺,应有尽有,光镇上粮行就有二十多家,从清朝时镇上逢初二初七有牛陆(江南带在固定的时间地点举行以生牛、生猪为主的商品交易活动,据传由汉初名臣陆贾首倡,故称为“陆”),当时正月十五元宵节时,全镇盛行亮龙飞舞。

《武进报》曰,元宵前后五六日上下塘有龙灯七八条异常热闹,每逢二月初二为庙会(土地生日),在芳渚庙场搭台演戏在节日之时,人头滚滚,叫卖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可这好景在日寇侵略时老街古街古镇又让一场大火给烧了,这是人们永远难忘的九三七年的十一月二十九日,古镇烧了三天三夜,直到鬼子投降,大部分房屋还是断墙破瓦,房顶毛竹盖芦苇,柜台土砖木板,后又经过商人的努力,每逢二逢七的牛陆改为猪陆,有大猪、仔猪,直到解放后的八十年代还是全国知名,也是最大的仔猪场和价格最低质量最优的农贸集散之地。到建国初年,商店还有426家左右,个体400户共27条船线。

二、米市

民国六年(1917年)2月24日《武进报》载刊,《戚墅堰商业之发达》文中说:“戚墅堰离武进东门二十里,运河铁路并贯东西,其南北各有支河,可达宜兴、江阴。

近十年来,商业日见发达,又以粮食为最,粮食行约二十余家之多,平均每家资本在万元左右,各店办货皆至徐州、宿州一带,每遇稻麦成熟时,运河中帆樯林立,人称谓‘小无锡’,武进县中可首屈一指矣”。米市的兴旺追溯到宋时,由于河道四通八达,促使农田肥沃物产丰富,尤其优质的粳米、小麦,商业从一开始的油漆为主到后来以米市为贸易中心,当时古镇就有粮行二十多家,一开始以粮食自给自足的买卖为主到后来逐步成为粮食的集散之地。一到丰收年,各地乡民纷纷肩担麦稻挑往街上出售。

运河、支河内船只十数艘或几十艘停泊河畔,各镇各乡各村各商铺以粮食为一大宗,每天进进出出光小麦上市何止万担,据记载“清未年间,奔牛米市已逐渐衰落,已转向戚墅堰”。而粮商发展其因又:一当地盛产优良粳稻、小麦;二除稻麦经营外还销售杂粮;三粮行资金较雄厚;四自行到产地采沟,薄利多销;五粮行以批带零;六对小商贩,粮商可放帐(赊销),在粮食经营中,粮商还按客户需要帮代销而从中拿取小许佣金;七时间短不满月不收息;八水路码头交通方便;九当面议价,代客卖买。如一时寸销不完行内也能吃进,让客商不误通程时机,这样很受客户欢迎,这种方法也是生意上的一种手腕,促进了粮行的发展,由于粮行的信誉又带动了其他行业的繁荣。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上海、无锡的面粉厂纷纷来戚设庄,委托粮行收购,邻县粮商客商也纷纷来戚,每年成交不下数十万余包,这样,外出经商客赚钱富翁又回戚造房制业,芳渚、西街、南岸又开设了多家油饼厂,粮食行对商业发展起了一定民国十四年(1925年)8月1日,原火车站快客不在戚站停靠后经商学二界向上海车务处请求,快车也停靠了,更活跃了市场人气。显然也有衰落时,如民国十五年(1926年)上海交易所盛行,戚商人利欲熏心,参加上海金融买空卖空交易,在几年中由于投资失败,亏本甚距,致使粮食行业大为萧条。

一九三O年一月本镇因上年秋收荒歉,粮食告急,民间剥树皮、挖树根充饥,开明人士开办了平民粮店,历时一个半月,后来洋米进口,才调节了市场。众观米市之兴,也使戚商之兴,每当戚墅堰集市的逢二逢七,更是人山人海、车来人往,运河的上粮船要排队一二天,才能上货下货,热闹非凡,直到我儿时还是生生不息……

三、惠济桥的故事

惠济桥是古运河常州段上最大的石级拱形古桥,它左是兴隆桥,右是万安桥,向南通宋建湖通太湖,向北走三山港通长江。它桥洞底边可行人,扶栏休闲可观光。

从西到东也是从上游到下游的水落差在米以上,随时随地几秒钟内就可看到一大漩涡,让人能联想钱塘江上的水潮,当你看到一个大的接着一个中的又套一个小的,一个又个漩涡消失在视线外时,这就是古运河也只有惠济桥下才有的壮观美景,桥下长廊是专们给纤夫走的道,但这纤绳却还是从桥顶越过,也可能船工的想法是逢山过山,逢水过水,这桥也代表着山,这绳从桥上过也似从山上过了。

民国后,桥北向西的河边也是运河北岸上建起了水阁楼,水亭木屋下有九根桩也有十三根桩支着,大约二里长,有对面街,上下岸店,纤夫船过时要撑船慢过,随时能听到船工的号子声船撞时的吆喝声加上橹摇的水浪声。据记载,惠济桥早在北宋时曾建闸架木,乾隆时又架木桥取名跨桥,《合志》说,道光元年(1821年)邑人孙谅、李普锡、张沛恩经手筹资建惠济桥(又称新桥)筹银四万两改建为石梁拱桥,桥二端有石栏各10余丈,栏间有石柱24根,石桥东西两面各有联一对,东联为:《城郭遥瞻二十里通津于兹砥柱,江湖旁引千百年利济永固苞桑》;西联为:《帆影西来趁顺送牙樯绘出桑麻两岸,水光东去看横排雁齿汇成烟火千家》,惠济桥底石刻着两条盘憩的双龙石刻。

民国20年(1931年)大水把惠济桥冲垮,重建时桥长536米,宽6.2米上部桥面长10.8米,条石拱有石级105级,相传,大伏天,烈日炎炎,石头上发烫,但桥顶四个石狮子却冰冰凉。儿时的记忆,长大了,突然想起约了伙伴三人前往,那是八三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太阳还未落山,老街二面店连店,大大小小,一个接着一个,南货、百货,小吃、酒楼、药店、建材、米店、布店、点心、包子、水果、铁匠铺、牙医、书摊、麻糕店、油条店、竹器、杂货加上茶楼、书场等不下二百余家。我们先上了500年前明朝造的万安桥,后又去爬已近20年未上的惠济桥,突然又想到老人说桥顶曾有日军一个碉堡,凡过往行人不行礼,不放检;不送东西那就苦了,轻则没收随身物品,重则暴打一顿,当地百姓十分恐惧经过,更万分仇恨小鬼子。到顶了,桥上四个石狮雕刻栩栩如生,十分精灵,这时太阳还未落山,一股股热浪滚来,感到狂热,条石踩在脚上感到发烫,但当手摸石狮时,一股凉意袭来,哗,凉凉的,还有点湿,大概摸的人多了,还有点黑,太神了,怪了,我们四人每人摸着一个,迟迟说不出所以然来,大家享受着,谁也不放手,我把脸贴着狮子头上,心在呼喊着,“亲爱的跟我回家吧,我太需要你
也许惠济桥的石狮子永远是一个谜了。

四、码头之帮

戚墅堰码头之大,谁也不知,因为没有象上海滩上斧头、砍刀小刀会那批兄弟哥们的聚集,但戚墅堰的码头却是上海青龙帮的码头而且是全国四大古镇码头之一,据记载“隋王朝天下统一后即做了贯通南北运河的决定,直到605-616年诏自京口至余杭,渠穿八百里”即古运河始于春秋,完成在隋朝,繁荣是唐宋,取直属元代,疏通至明清,最后一次才称“京杭大运河”。戚地的运河有了南通太湖北通长江,形成了从元朝到明清运输的繁忙景象,民国后更是达到一个高峰,直到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才走上八年萧条,冷落的低迷期,当日本鬼子投降,人们欢欣鼓舞,扬眉吐气,这八年的愤恨和痛苦一旦吐出,百姓又上古镇老街赶市、上集,南北交通又恢复畅通,远近农民又上街进货批货,外逃商人又聚集开店设行,各路公司快船、班船、客邦船云集,商业又兴旺了。

由于水陆码头商业繁荣,周围的集镇和四邻百姓每天来往都乘公司船,这线路有焦溪、新安、横山桥、崔桥、潞城、遥观、板上、礼嘉桥、戴溪、塘桥、洛阳、马杭桥、鸣凰、上店、前黄、庙桥、南宅、双庙、港桥、漕桥、和桥等二十一条船线,还有专到宜兴、江阴、无锡线快船装客,班船装货。

当晚上时,停靠在三山港的泊船几十条连在十分热闹壮观,把万安桥向北的桥潭里塞得满满,当时戚墅堰码头要负责二十七条船线向四方散去,每天你听到响铃了,就知道快船到了,起早赶集的,要加快速度了,每个站点停一会即走,速度比货船快了一倍之多。在运河边,早期一直有船夫背纤,后来有了机船,直到八七年代后期路也多了,车也多了,各地发展了,市场经济了。戚区铁路、公路、河道没了优势,这千年的船运历史再也难见了,现在不管城里、农再也不见搭人机船了。从明朝所建距今五百多年历史的万安桥也完成了使命,它的北运河已填土变健身小广场,只留下一坐光光的古桥了。

戚墅堰的老街古街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曾在1928年《武进年鉴》记载说:“戚墅堰街,只有650户人家共有2908人。但商铺却有300多家,”你看当年的码头之大。还要告诉你的一个秘密:
据说“这码头是古运河沪宁线上海大亨杜月笙最大的码头也”。

五、日寇滔天罪行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中战争后,日机首次在重阳节来戚墅堰轰炸机厂、电厂、老街,还经常边轰炸边用重机枪扫射,工厂不能正常生产、商店白天关门、国民党军队又撤,人心荒乱一片,有逃汉口重庆的,有逃乡村避难的,原来万商云集的古镇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

十一月二十九日日本鬼子占领了戚墅堰,晚上鬼子实行了“三光”政策,人们四处逃窜,这天晚上古街到处火光冲天,烟雾弥漫,鬼子见物就抢,见人就砍,商店财物抢掠一空,下塘德源典铺被抢后,当场给日军机枪打死十几个店员,房屋全部被毁;大星面粉厂开张不久也遭全毁,光小麦损失了五百万余斤(据粮食局大事记);镇路上,河中被枪杀的百姓不下数百人;芳渚铁路桥下有七八条狗在争食死尸,到处尸横遍野,惨不忍睹;街上房屋烧了三天,到处是破墙断壁和焦土。个古镇古街古商业刹时全无,几天后,鬼子又在机厂下塘河上成立了检查所,有一苏北到上海谋生的搭客,被机厂门口鬼子扣下,严刑拷打,惨无人道,船上乘客在机厂下塘给鬼子不分青红皂白当场杀死十八人,真是恐怖到了极点,到处一片凄凉,在戚墅港口凡经过的粮船一律扣押,以治安为名,没有日本鬼子的通行证或没收或留下买路钱,一些商人米贩与日本人勾结也成了暴发户,促使古镇断粮断米,十分萧条,粮价无限上涨,附近农民也不敢上街卖农副产品,一些小贩一见鬼子就逃,到处通货膨胀,民不聊生。

日本鬼子侵占后,一方面奸淫烧杀,残害百姓,另一方面实行封锁,到处是碉堡,当时在戚墅堰就有20余座,人们暗叫“乌龟壳”河上只准二条通道,都设有检岗所是芳渚河东白鹤圩,另一是刘家桥东,只准白天通过,要持良民证,要行礼,要抄全身,稍有嫌疑,拉进碉堡毒打凌辱,人称“鬼门关”,河道船只也不许夜行,惠济桥上桥下有碉堡和检查站,一旦发现开枪射击,就地枪决,在日冠侵占时期戚墅堰百姓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六、伪宪橫行乡里

日本鬼子占领戚墅堰后不久,强迫戚机厂、电厂工人复工,街上店铺为了生存,商贩们冒着生命危险摆摊设点,小本经营的门店,随时怕鬼子来抢劫,一见日军,闻风逃窜。

直到一九三八年武进成立伪公暑,镇上又组织了维持会,由章熙祥任会长,商人才陆续返乡,被烧的一片焦土上收拾着废墟残瓦,搭起了竹梁竹柱的的简易房屋,用砖砌柜台,用板搁橱窗,因陋就简,复营旧业。又由于财物房粮付之一炬大部分以夫妻老婆店居多,就是开店者也随时怕日伪军来掠夺豪取。再后来,外逃的有钱粮商,集资开设福成公粮号经商,也就是半公半私行,这样,逐步各行各业商贩返乡,如粮行米店首当其冲,再则南北杂货、绸布、百货、五洋杂货、地货、国药、菜饭小吃、茶楼酒肆浴室理发等等,并新建了碾米厂代客加工,这时的大星面粉厂改组为成馀面粉厂,由于通成纱厂、立华染厂已一无所有未能开工。

一九四O年汪伪政府成立,公布了《米商登记暂行办法》,此后日伪宪兵在各交通要道、车船码头,检粮、收粮、抢粮,凡过往粮船律要有日伪许可证,若没惨了,大部分客帮船只不敢前来,要来留下买路钱财,从而市场凋敝,生意萧条,人员进出寥寥无几。在古镇日伪勾结,群寇出笼,如汉奸、密探、情报特工队、便衣短枪队、和平军,绥靖队、伪机关人员,三教九流,五花八门,成群结队,敲诈勒索,肇事生非,横行乡里,百姓日子水深火热。

一天,永丰粮行老板马同生,刚外出就被多个便衣短枪队抓去下塘,绑架索钱,严刑拷打,家人四处打听后用去四十石大米钱才赎回完事。一九四三年,常州黄文惠带特工队的五个便衣,腰挂短枪,到会春园菜饭馆用餐,上等菜肴酒足饭饱后硬说炒猪肝里有苍蝇,有意寻衅挑事,服务生钱浩荣连忙招呼调换,语音未落,猛挨了二记耳光,台子掀翻,满台碗盏粉碎,钱未付扬长而去,店员挨了打还要赔碗盏钱。四四年八月绥靖队连长叫勤务兵去德兴馆烧菜,由于时间还早,炉灶未打开,慢了,连长让老板刘克林去他住的园子(元泰和)不分青红皂白一顿毒打,刘被打得死去活来,尿屎都拉在裤裆里。

四五年夏,瑞泰南货店遗失支票一张登报挂失,但便衣短枪队隔天就去银行取款,又强行要让商店付款,最后老板用了十多石米钱请客应酬,庆幸日寇投降这事才作罢。有次公记米店在船隔仓藏了些米出售,特务队知道后,抓人打人,后请客烧香才罢休。在那战乱年代,伪军和伪人员无时不刻要人头费、保护费、搜刮民脂民膏,经常还进农村收军粮,数额大得惊人。汉奸还带队伍下乡要粮抢粮,在日寇侵占八年中,日军到处实行封锁,控制如粮食、纱布、肥皂、火油、火柴、矿烛、食糖一律禁运,违者小命不保商人为做生意私下从无锡、常州带些。一次恒茂南货店居某从贩子手中转了几包火柴,被探子抓去常州,说是通新四军,等用了十四石米换回时已奄奄一息了。

戚墅堰火车站每天上下近千人之多,通过检局所时,一要金钱孝敬,二要低头行礼,三要随时开包,四要没收充公五要拳打脚踢,六可随时关押,七拿钱走人,八生命不保,真是民不聊生。总而言之,古镇的百姓、商人就是这样的悲惨!

七、物价飞涨苛捐杂税

解放初期戚墅堰古镇的市场繁荣,店铺越开越多越做越旺,按当时人口不到一万,南北上下岸光店面就有426家(包括手工业),商贩400余户,平均每12人就有一店摊。

老街道由东向西店铺相连,就是西面偏辟的机厂街(煤屑摊)也兴盛起来,这是历史上商业发展的又一最高峰,但又由于资金不足本钱不大,大部分以夫妻老婆店为多,人们感到共产党政策好,大家有饭吃,个个有事做,税收杂税也少,那时在农村还分田到户,分房到家,真是新旧社会二重天。但从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米价上涨了三百余倍,有时一天面粉粮油一日三涨。《武进新闻》刊,国民党时期的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一警察苦言,他每月薪水三万四千元,当时物价飞涨,望尘莫及,每月除吃快餐食费外只能再买二斗糙米,如何养活全家”。

一般平民工资收入远远不及涨价收入来得快,为求一饱,只好结伴下乡寻找米源,这是一九四七年国统下的米时价,1-6月份,每斤价800元,到6月1日涨到每斤3100元,再到12月已涨到990元,理发1-6月为200元一次,到6月1日已涨3600元一次,到12月已涨到18000元一次,净涨90倍,《武进日报》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二日一则报导“常州风”一例“现在一捆草纸的代价,战士可买良田十亩”另又一报导某汉奸苏州出狱,见到物价飞涨,慨叹地说:现在的世外桃源,原来却是在监牢里”。从四五年到四八年,物价涨了一万九千三百五十四倍,再到四九年四月,米价涨了九万一千九百八十倍。

机厂工人关响时,发悲了,上午一石下午只可买八斗的钱,再拖到晚上只买六斗了一老店员张龙海准备回家的一石米钱,二个月后只可吃两碗大混饨了国民党的三年统治苛捐杂税你一看会吓一跳:牌照税、营业税、屠宰税、房契税、土地增值税、娱乐税、薪给所得税,建筑新监税、课征粮食营业税、冬季营业税、建校捐,军粮捐,进攻延安慰劳捐,伊丽莎白婚礼捐,地方自治捐,筵席捐,建怀德桥捐,冬令救济捐、房产捐保警(保安队警察)制服捐,水灾救济捐,慰劳伤胞捐,救济特别捐,难民救济捐、自己特捐、冬防经费捐、劝募劳军捐、暂借机关经费(五亿)这是当时收商会费,再加货物税、印花税、统税、营业弹照税竹木税和各种正税和附加税以及镇公所分摊的保卫捐、壮丁捐、路灯捐公所捐等四十余种,横征暴敛,百姓如何生存,谁不忧心忡伸,唉声叹气,直到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戚墅堰解放,劳苦大众才见天日结束了国民党的垄断,重开商业的新纪元。

八、工业之城

戚地自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四月沪宁铁路建成通车邑地也设了火车站,每次上下站一千多人,后镇商学两界致函上海车务处请求快车在戚停靠,这是民国十四年的(1925年)八月一日,促使商业更繁荣,市场更兴旺,水路、公路、铁路的交通更发达。

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在戚建造了较为闻名的震华电汽厂,后来改为戚墅堰电厂;相继在一九二二年的利民纱厂,即后来的通成大明纱厂解放后的国绵四厂;又开办了大生源油饼厂,立华染织厂以及电机碾米厂;尤其是在一九三六年京沪铁路吴淞机厂(现戚机车工辆工厂从上海迁来建厂复工)当时占地42公顷,厂房面积217万平方米,职工1500多人,是常州第一个大型近代化的工厂;同年又新建了大星面粉(后改成余面粉厂)。在抗日战争暴发前,戚区已发展为工业基地,有11家工业入租,又由于工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又繁荣了商业扩大的商业的规模,更促使投资商、企业家在本镇的投入。

在南岸下塘镇人刘瑞金早在民国八年(1919年)就办起了“火逐源电灯厂”那时就解决了街上的电灯照明,但由于一年后经营不善,亏本关门。同年在戚下塘又开设了德源分典;前光绪二十九年在戚开宝兴典放被劫歇业;常州大井头德源典东沈超筹资又把旧典原址设分典(原武进第八米厂址),拥有资金三十万元(其中十万元是流动资金)店员三十余人,说明戚地是个经商开厂的好地方,好宝地。戚地又有震华电器厂占地三百余亩,资金二百伍十万元,发电后向无锡、武进送电、供电戚古镇晚上灯火通明,除机厂、电厂、通成纱厂、立华染织厂、大星面粉厂、大生源油饼厂、振利铁工厂、济元碾米厂、永丰碾米厂、昶米碾米厂等等,大批的工人在晚上进镇吃饭、听书、看戏、闲聊、游玩,在日本鬼子侵战的前夕,街上还有165家门店白天营业,晚上夜市,戚区的工业发展给商业带来商机,商业又给地区带来投资环境,戚区不亏是全国四大古镇之一,又是江南的工业重镇。

九、家中二则事

这是1949年商业志记载的故事外祖父居茂根,是遥观乡东村人,家住戚墅堰老街东摆渡口西第一家,抗战前开南货小店一片,名恒茂,家中有六子二女,一子过继给王家做养子。

日本鬼子侵略时,经营着一个十平方的小百货商铺,那年头生意十分难做,养家糊口十分不易,有上顿无下顿,随日时还要受日伪军的暴行。一日去常州进货,从贩子手中购进几包火柴,密探跟踪,回家在检岗时被抓去常州,关进日军宪兵队里。那一次苦了,十八般刑具齐上,用铁丝穿膀子,灌水、压扛、填砖、倒挂、放狗又用鞭子毒打把他当地下党新四军来逼供,几包火柴牵出新四军接头人,打出给新四军物资的后台人。最后实在无供可招,再加镇长、保长说情送礼,用去十四石米钱才化小了事,但放回家已是奄奄一息,不省人事。

我儿时一直在外公家,他也可能受上次折磨,事事看破,不高言、不长谈不恶语,更不与人争理,六平方的一间客厅,已早不开店,靠墙一张红漆台子,上挂一圆圆的红漆挂钟,一只养了十几年的老猫,二边各放一张太师椅,台上酒壶保暖杯一只(自制),每天热三盅酒,早、中、晚各一小盅,客来了加二盅,也从不酗酒,一看满面慈样。长大后听街坊说起这故事才真体会外公受尽磨难后,早已看破“红尘”了,但多少年来他从不说起往事,特别有一说的是他后半生台上放着三样宝贝,酒盅、黄豆、头痛粉(这是小鬼子给他留下的后遗症,他每天要用二包)。

这豆是黄豆或蚕豆而且是硬炒的,你上门随时随地来可咬上几粒,能咬一把也没问题。外公九十岁时还咬着,似在唱着谷之歌共产党给了他安逸的生活,我也一直羡慕这样的生活后来又听说外公与五舅、三舅开了一片印刷厂,公私合营给了威父亲眉清目秀一看就是聪明人,十八岁那年正好日本鬼子投降年他来到了戚墅堰,在宝大祥布店当练习生。父亲十五岁时,去上海工作,是棉纱公司也就是现在的批发部,每天工作就是用算盘,写毛笔字,学徒时晚上住公司内,师兄师弟二十多个,每晚要求学习、写字,尤其毛笔字天天练后有大师兄评点,评比一、二、三等,最差者罚,一晃四年而过。这年来戚看到老街古镇屋破,墙倒、无顶、柜台用砖用板砌着,屋顶的竹横梁有芦菲盖着,十分破旧。

一天晚上九点打烊前来了一伪军,短枪一拔,高叫举手不许动,他与师傅吓傻着按劫匪要求往角楼上抱头蹲着,后捆着。就在上楼时,父亲一只戒指抛在了床前,在地上滚时吓死小徐了,总算人多楼板响声压住了戒指声但还露在床前,父亲也曾回忆说只怕枪声一响他小命不保了,人退着往床前,脚跟把戒指踢进床底去,总算松了一口气,“拿钱、戒指、怀表快拿快拿”,我、师傅值钱的给了匪徒,“钱箱在哪?”劫匪还想要更多拿了钥匙下楼开锁去了。父亲看着师傅努努嘴:“还不快逃”,师傅领会了,开了角楼小窗,轻轻车2地、轻轻地,过窗是邻居家屋顶,不管了逃命要紧,赶紧开溜,40父亲后来勤奋学文化、学写字,解放前是行业公会会长,解放初是区工会主席,文化馆长,商业局、教育科长等职,直到世博会他的“米粒草书”印在门票上,这是后话了。

十、旧时商业

旧商业的私营老板业务熟悉,经营有方,善于观察商情,随机应变,商号经理精明能干,有业务和管理的本领。

在旧时,职工对老板不得违拗,绝对以服从为天职,工作上不贪懒,经济上不私取,商铺内部有朝奉、中班同事、小同事,老板对亲信一般提拨做店内的协理、帐房、跑外场等职,按亲、疏、能力不同,待遇有差,小师傅每月工资时值四至五斗米、中班同事为八斗至一石米、头等朝奉每月有二石米左右如有好一点的店年终发些红利,也有少许发年终双薪(发两个月薪水)。

职工进店有老板的亲朋举荐,并要签订条约,老板对其考察经济上可靠工作上勤恳、业务上熟悉的员工,每人一年中有三次“铺盖生日”的可能,也就是在端阳节、中秋节和过年的歇生意,所以,每个店员在店内做事很是巴结、卖力,以保“饭碗”不丢。

学徒进店要签“生死由命,与店无关”之状,三年满师前除家中天灾人祸,不许回家或探家学徒期内,开门、打烊、泡水、扫地、搬运、送货、给店主盛饭添粥做家务、夜间睡店堂、早摊夜铺被子、每天晚上学包包、打秤、算写,有的还为老板或师傅倒面水或洗脚水。

学后一年才可上柜做生意每月领些剃头、洗浴钱,年终领个压岁钱。常言道“和气生财”这是商业千万年来的座佑铭。在棉布行业店堂柜台敞开、商品类别分明、红色搭配鲜艳、时令常换促新、顾客选购方便、朝奉笑脸相迎、喜事格外殷勤、选好胖瘦用料,挑好、买好包好,一笔生意成交;在南货行业,也是杂货铺,油、盐、酱、醋、酒、锅、蓆、茶叶、桐油,你要抓好进货季节,出样、销售,象桃玉、红黑枣、笋干要捡剔分档,按质定价,分级上柜,为了多赚利润,商家自榨酱油并自托槽坊做黄酒;在地货行业,经营的山地土货和瓜果类,采取员工下乡直接采购农民的土特产,拦截运输瓜果船到店到行,山地货,采取代销、半经销、隔日结帐,凡遇热销的、质好的、价廉的也可直接吃进,在地货行由于大进大出,老板也经常暗示伙计换秤砣的手法,赚黑心钱;在饮食行业、菜饭、馄饨、面店三台板露着天这样,各种配菜一目了然,新鲜美观,一菜一汤一碗面随叫随到随送客到店堂马上递茶递巾,吃客点单,店员“响堂”喊出,炉灶师应着,菜一烧好,敲锅为号,餐完堂馆边收碗盏边用唱调来算帐,并递上茶、巾牙签、客人走时送出店门。

馄饨面店员工早开门晚打烊,酱、醋、辣各一壶放好,硬面、软面、拌面、宽汤面听凭客点,吃了一半还可添汤旧商业,老板为试员工,乱丢钱币在各处,故意试你可不可靠,在店内要讲究姿势、要正面对客、不坐着待客,忙时上班,清淡时轮班休亲戚购物不经手、下班当众开包、有病自理药费、患重病即辞退等等。

古老的商业,规矩多多,戚区早期商业繁华,让人们无法想象今天的冷落,那时“小无锡”之称是有多少行业的组成,如:粮行、南货行、茶食业,糖坊,食盐业,鞭炮、绸布庄、弹花店、电料、柴草、煤炭油漆、猪行、土芋、砖瓦石灰、地货、茶叶、百货、卷烟、磁器、中西药、文具书箱、木行、豆腐坊、运输、鱼行、五洋杂货、饭菜、熟面、热酒、牛肉店、生面、大饼馒头、浴室、照相、洗染、茶水、理发旅馆等等,这也是当时可称全国四大集市古镇的繁荣商业了。

十一商业兴起后的章家大院

章家是地方上四大姓氏之一。

世代的经商得益于古街商业的仙机,章家祖辈是从繁荣古镇走出的第一人,当在都市大发展时,又念叶落归根之古训,通过十年的建造,一幢地区最古老的庄院在戚墅堰街东呈现。这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童年度过的美好时光,更是我遐想的地方。

在章家耳濡目染收到传统教育和海派新潮的启蒙,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章宅坐东朝西,位于繁荣商业的万安桥东北侧30米,运河支流小桥水旁,占地1500平方米,始建于民国早期,由主人选址,海派专家设计,外中内西,材料出自上海,也有进口玻璃花格窗,朱漆大门、门楣窗台、浮雕,四周高墙森立,人字形通道,花台、花园、照壁、欧式门、灯具、地板,家私一应俱全,水磨石大厅煜煜生辉。第一进为带阁相房,第二进为三层小楼,第三进为带阁辅房,每进之间都有长长的甬道,花圃和条石铺成台阶。

站在主楼的圆形窗前,戚墅堰全貌尽收眼底,大院两边靠水,有码头,有船线,有公路,有铁路,是南北杂货,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每十天逢二逢七是猪陆,千家摊位的交易日,是上海至南京运河最繁荣、最热闹、最人气、最财源、最古老的全国四大集市之一。乾隆时,称“万商云集”之地章家兄弟都在上海,有经商的、有事业的、有学问的,平时家产由亲朋好友打理,逢年过节回乡省亲。由于常年在外,空房较多,曾在解放初为戚区政府所在地,还经常在院内举办一些小型企业和手工作坊活动,解决地区居民就业等。大院内还住了二十多户人家,大家相敬如宾,友好相处,几十个小孩经常玩闹,大院内无一处不可尽兴:躲猫猫,捉蟋蟀,打乒乓,吹拉弹唱,婚嫁生子,好不热闹。一出院外,两岸树荫绵绵,小桥人家,夜灯高挑,河面檐帆叠影,船瓮捕捞鱼鹰戏水,河边小孩在水边走,河中大人在水中游,水上健儿在桥上跳水,远听火车轰鸣穿行,近闻“仔猪”声声欢唱。沿街商铺琳琅满目,集市人往热闹非凡。

在章家,聆听上海新鲜事,讨教经营生意经遵循做人道德经,分享带回各色美点,享用紧俏生活品。章家在上海是“大资本家”,有大华绸布店,协大祥布庄等商号。仁康为人忠厚仁义,报效桑梓之泯,经常接济乡民和地方。我与章家是老亲,爷爷父亲都在上海从事纺织业,家父风烛残年虽已逝,章氏老宅今犹在。儿时的留恋和思念是难以忘怀,当我从章家大院走出自豪之情油然而生。父辈们一再鞭策我要勤奋学习,厚道做人因为我是从章氏大院走出的人!

十二、公私合营

建国后的五O年四月,政府为发展集体商业,成立了国营和合作商业。一开始,只在粮食、棉布、南货、百货四大行业的国化,到五一年底已占全社会销售的24%,由于集体企业冲击了个私企业,许多私商开始假造帐目,抽逃资金,移花接木,解雇职工。

五一年十月国家大张旗鼓地开展“三反”运动,接着又在全社会反“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在流通行业,组织工商业者学习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戚商业各行业通过二个月的学习班,写了三百多份的坦白书在这期间也有二个不明政策的,如永丰粮行的老板马xx投井自杀,福源米厂的老板李x自缢死亡。通过再发动,凡三个以上职工订立爱国公约,凡两个以内职工的订立爱国守则,凡夫妻店订立家庭爱国公约到五二年,国营合作企业又通过平价店和降低毛利,全社会销售已占51%。

政府又动员了周边四个区,二十多个乡,十三个镇在戚墅堰开展二次大的物资交流会,更体现集体经济的主道的流通业。在这期间有市、县各大公司来戚设站点的如:常州百货公司第四批发部、食品公司戚批、粮食公司戚营业厅、戚机厂的第十九供应站、常州供销社,武进供销社,常州地方贸易公司,水产公司,煤建戚营业厅,中华酿造常厂戚批等等。五四年,国家又对粮食、油料、棉花、生猪的统购统销,有一肉商萧庆生与政府对着干,私自下乡收购屠宰买卖,后被抓还判了三年。就这样许多私营主只得再转业、歇业、关店、合并如碾米厂转布厂、转铁工厂、转纽扣厂、转铁匠铺、转柴草行、转金星戏院。

私私合并的有几十家,当时,不利于国富民生的关门,不服改造的吊销执照,有重大问题的被判刑,如乾秦米店陈巧生因盗窃国家粮食被判,店被歇业等。九五一年一月对私改造进入高潮,三月《人民时报》评,具体在“和平改造,赎买政策”的落实,各行业组织学习,认清自己的前途和当前的形势,也就是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重大变革,一月十三日商业各行业的负责人都兴高采烈地纷纷以行业列队,扛着红旗,捧着申请书,放着鞭炮,敲锣打鼓向政府申法要公私合营,表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一天,除二户外,共有一百九十四户申请企业要求公私合营,个体商贩有二百八十一户加入,占总户数的937%,一月十九日常州召开了万人大会庆祝公私合营走社会主义道路九五六年的七月一日,按照中央三三制的政策,国家集体、个人各一份,当日入股企业分到了五分息的红,一直发至一九六六年季度因“文化大革命”开始停发,后又在一九七七年补发了六六年的三个季度的利息,地区供销社的社员股以每元每年翻一番作息,一直到二OOO年左右结束。

十三、计划经济

一九五六年对私改造的完成,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合营、合作的商业废除了私营店主的陈规陋习,克服了资本主义的经营作风,树立了社会主义新风尚,建立了以国营商业为主导,集体商业为助手个体商业为补充的计划经济市场。为搞好供应,员工积极经营,大为推销,提高服务质量,改善服务态度,增设服务项目,延长营业时间,方便群众购买,各店早开门晚打烊,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

在古镇在交通要道随时可买到香烟、副食品,香烟一支可买,草纸一一分钱也可买;点心店晚上十点还可吃到面条、馄饨和点心;饮食业名气较大的肉汁拌面;油煎、生煎馄饨、炒面、生煎包子、香脆饼、小笼包油煎饼等,菜饭馆的沙炒虾仁、酱汁鱔排、炝虾、汆清鱼、全家福等家喻户晓。有职工把五种烟卷在一起,起名“爱国烟”凡商品贴上“爱国”的特别红火五八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吃大锅饭”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影响农副产品的生产、阻塞了商品的正常流通、致使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商品出现供不应求、农产品货源不足、生活品严重圆乏物价成倍增长、优良传统遭到破坏、不正之风严重抬头、服务质量明显下降、待人接物态度生硬、“官商”蔓延滋长、又遇上三年的自然灾害到六O年已无法满足市场供应了,最后只得凭证、凭票、凭券定量供应如蔬菜、豆制品、肉、鱼、禽、蛋、食糖、香烟、黄白酒、肥皂、草纸、食盐、茶公、火油、石碱、灯泡、瓶胆、剪刀、牙膏、萝卜干、腐乳、铁锅、瓷碗、酱油、味精、糖精、竹木器等。当重大节日时,还发猪下脚咸蛋、皮蛋、糖果、油货、水线粉、红黑枣、木耳「、黄红菜、笋干等票,后来毛巾、袜子、针锦织品也凭票供应了。

一九六O年底,由于有时蔬菜供不上,居民常吃酱油汤下饭,在那年头每人每月只能供应二两猪肉,鸡蛋每人每月供二两,节日了,再增二两猪肉加个咸鸭蛋鲜黄鱼或其它鱼类二两,六一年的三月份按照上级精神每个地区定个饭店和一家副食品为高价店,也是议价店,(一是德兴馆,另一个是瑞和副食品)并高于市场毛利一倍多的价格让所谓有钱人购买和用餐。下半年恢复了集贸市场,一次又涌出无证商贩500多户,形成了全社会弃农经商、弃工经商、弃商经商、弃学经商的商业队伍。其分机厂渡口、火车站、小月台、万安桥堍、金星戏院门口,有的集体店门口围着二十多个小摊,真是满街的店摊。一段时间长途贩运的转手倒卖的、哄抢抬价的、已不顾国家规定。

当时还流传着“国营不如合作,三统不如一统,一统不如无证”的言论,根本无法按当初制定的“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原则走,直到五三年后,才开始大整顿、大调整、打击投机贩卖、取缔无证摊贩、保护自产自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又打破了好的习惯,使商业停止不前。你要积累说你“利润挂帅”;你要抓生产说你“唯生产力论”;你要抓进销说你“业务第不问政治”;你要规章制度说你“管、卡、压”;你想给些福利说是“物质刺激经济主义”;你抓特色菜肴说是“封、资、修”;连小锅小炒也没了;饭菜也“大众化、简单化”;点心也只几个品种,十分单调;理发店绝不许烫发、吹风;照相馆实行“三不照”;浴室、泡茶、修脚、擦背一刀砍;旅馆自己开门取茶水;棉布、食品也不包不扎了有商标图案不能上柜;你笑脸相迎说是“缺乏阶级斗争观念”;你主动待客是为“资本主义经营作风”;职工钻研业务是专走“白专道路凡是门牌招牌一律以“工农兵”以“红旗”以“红卫”出现等等,这就是那+十年动乱的商业。

它又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商业又是一个低迷期七十年代是一片蓝色的时代,由于物资贫乏,每一商品、每一食品每一用品都要发购物的票证。那个年代,证票满天飞。直到八十年代初戚墅堰老街商业繁荣兴旺,职工还有1011人,戚墅堰老街还有郊区供销社、武进供销社、常州物资供应站、中西药店、货栈和常州副食品批发部等,直到九十年代中期,老街变了新街,老商业变新商业,小商店变了大商场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凡是戚区的、武进的、常州的批发、零售、商场、公司、批发部等在2000年前全部按政策改制到位,整个商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注:
一九八六年后为集体承包制

一九九三年后为抽资承包制

二0OO年前商业企业改制